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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崢嶸見高潔 ——?方志敏《可愛的中國》手稿解密人

2019-10-06 17:20:07  來源:昆侖策網  作者: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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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敏烈士 方志敏《可愛的中國》手稿解密,多虧了這個溧陽人!

  “朋友!中國是生育我們的母親。你們覺得這位母親可愛嗎?我想你們是和我一樣的見解,都覺得這位母親是蠻可愛蠻可愛的……”

  烈士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

  不過,《可愛的中國》等文稿是由溧陽人解密的事卻鮮有人知。記者從溧陽市委黨史工委獲悉,這些文稿是由魯迅先生等人轉手到溧陽籍革命者王堯山手上,再由王堯山及其夫人趙先用碘酒顯現出來的。

  王堯山

      王堯山(1910—2005),江蘇溧陽人。193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設立的中共黨團成員、組織部長,上海“教聯”黨團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委員、組織部長,中共華中局組織部科長,華東局城工部副部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1955年因冤案影響遭迫害,1959年被開除黨籍,下放到淮海中學任副校長。“文革”中再遭迫害,被迫退休。1979年恢復黨籍,后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85年退居二線,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2005年因病去世,終年95歲。
      那么,王堯山夫婦是怎么認識魯迅先生的呢?
     王堯山, 1910年出生于溧陽一戶破落地主士紳家庭,家庭的沒落迫使他早早輟學。1927年夏秋時節,他到上海當學徒。1931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2年淞滬抗戰期間,王堯山與黨失去了聯系,幾經輾轉,終于找到了“左聯”。在“左聯”,他與魯迅、周文、胡風等一批文化戰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開始學習創作,發表反映社會現實、鞭撻社會黑暗的小說、詩歌和散文。讓王堯山終身感佩的是,魯迅曾為他逐字逐句修改文章、具體指導他寫作。1934年秋,王堯山擔任“左聯”組織部長,經常組織成員深入工人、職員、學生、教師中,以文藝為手段,發動群眾開展斗爭。
     也就在那時,他認識了同是溧陽人的趙先。趙先,1916年出生于溧陽縣城南門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34年3月根據省委指示,時任溧陽團縣婦委書記的趙先和中共溧陽縣委書記的宋書常(王堯山的哥哥) 等一起撤到上海。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做小學教師為掩護,在“左聯”領導下的大眾化文學園地里從事女工教育工作。由于工作關系,王堯山和趙先聯系較多。他們從相識、相知到相愛,1935年在上海戈登路(現康定路)一條小弄堂的三層閣樓上建立了小家庭。
     那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王堯山家成了黨的地下秘密聯絡點。魯迅也曾到過他家。那是1936年春,魯迅在閣樓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和地下黨溝通情況。王堯山夫婦倆還親耳聆聽了魯迅的警語:“我們在沖鋒陷陣,但要警惕提防背后射來的暗箭。”

解密后的《可愛的中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不幸在滬逝世。過后不久,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在整理書稿時找到一本線裝紅格子作文簿。許廣平記得魯迅生前接待過一位客人,對方鄭重交待:“這是獄中同志托人帶出來的,請魯迅先生交給黨中央。”后來,本子由魯迅的弟弟周建人轉給黨組織。當時,周建人的聯系人是沙文漢(地下黨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沙文漢拿到本子,火速送到作為地下黨秘密聯絡點的王堯山家。

      本子上一個字也沒有,夫婦倆卻心里雪亮:文字全用米湯密寫。趙先熟練地用棉花球蘸了碘酒,輕擦第一頁的第一行,文字顯出來了。一行令人激動的字跡——“給黨中央的信”。夫婦倆急于知道是誰寫的,又用碘酒去擦最后一頁,落款清晰地寫著 “為革命犧牲的方志敏”。方 志敏給黨中央的信和《可愛的中國》《清貧》就這樣在他們面前閃耀著動人的華彩。
      最終,方志敏極其珍貴的手稿交給黨中央,傳之后世,極大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和共產黨人。

【附錄】

  歲月崢嶸見高潔

  ——記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王堯山同志

  (作者:陳芳梅 王小虎)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1995年,時年八十五歲高齡的王堯山老人,以陳毅的這首詩來紀念他的戰友潘漢年同志。而這首詩,也正是他自己一生的革命寫照。

  革命的一生

  “我在黨的培育下成長。1931年,我還是個二十歲的熱血青年,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終生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2000年,王堯山同志在他的文稿選里這么敘述自己。

  王堯山同志,原名宋書模,1910年7月10日出生,江蘇溧陽人。193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至1935年任上海“左聯”黨團成員、組織部長。1935年至1936年任上海“教聯”黨團書記。1936年至1937年任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群眾團體工作委員會書記。1937年至1943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組織部長。1943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干部科長、組織科長。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城工部副部長。1949年至1952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1952年至195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1955年因潘漢年冤案影響遭到迫害,直至1959年被開除黨籍,下放到淮海中學任副校長。“文革”中再遭迫害,1974年被迫退休。1979年恢復黨籍。1980年初至1984年任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籌備組成員、副組長、組長。1984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85年退居二線。1983年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直至2004年。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正如王堯山同志所說:“屈指數來,為革命工作、戰斗了整整七十年。”(《王堯山文稿選》)可以說,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傳奇的一生

  王堯山同志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以黨的利益為重。少年時期,他家境貧寒,讀完高小后輟學,十六歲到上海,當過學徒、搪瓷廠工人、電汽公司職員。青少年時期接受進步思想,向往革命事業。

  那時,作為“左聯”的一般青年成員,一個城市貧民,王堯山每月的收入只有二十多塊銀元,但大部分都交了黨費。由于他公開的職業在浦東,而黨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為了節省來回路上浪費的時間,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間房。

  “租房間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間和閣樓。也因為形勢非常險惡,住的地方常常要換。只要聯系的人中有一個被捕了,就必須馬上換地方。”王堯山同志這么回憶當時的情況。

  在20世紀30年代,“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1933年前,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都設在上海。到了1934年,臨時中央在上海已無法立足,撤退到蘇區,江蘇省委以及所屬區委、支部幾乎全部遭到破壞。但王堯山依然堅持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的力量。

  “那是1937年6月下旬,”九十一歲的王堯山老人這樣回憶那段白色恐怖下的工作經歷,“裝扮成商人的劉曉夫婦,在秘密交通員熊志華的護送下抵達上海,在紅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的迎接下,住進了約定的接頭地點———福州路老振華旅館。第二天,馮雪峰到旅館與劉曉見面。第三天,馮雪峰陪劉曉到上海臨委書記王堯山家接上了關系。”

  王堯山同志后來回憶,在見到馮雪峰后,在聽到了延安來的指示后,上海地下黨的同志都高興得像是失散多年的孩子,又找到了自己的母親。

  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組成中共上海三人團,劉曉全面主持上海地下黨的工作,王堯山協助工作,馮雪峰的工作重點轉向中共上海辦事處,協助潘漢年開展統一戰線和文化界的工作。之后,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共江蘇省委,劉曉任書記。這為上海黨組織的壯大和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抗日戰爭期間,王堯山同志推動救國會組織的建立,領導上海群眾抗日救國運動;解放戰爭期間,他積極組織干部轉進華中黨校學習,保存了上海干部力量,并率華東局南下干部縱隊組成接管班子,為配合人民解放軍和接管上海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為“左聯”中共黨團成員、組織部長,王堯山與“左聯”的作家們都保持著密切的往來,特別是和魯迅先生有著深厚的友誼。

  1936年春,黨組織指示鄧潔、王堯山和魯迅會談一次,希望黨的文化工作能得到魯迅先生的理解和支持。魯迅先生同意了會談,地點就在王堯山家中。在會談過程中,魯迅先生一邊喝茶,一邊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全神貫注地聽著。他時而提問,時而點頭,時而以目光質疑。王堯山的夫人趙先一次次地為魯迅先生添茶加水。在臨別時,魯迅先生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們在沖鋒陷陣,但要警惕,提防從背后射過來的暗箭。”

  1936年10月,魯迅先生突然逝世,當時王堯山正在西安執行任務,無法趕回上海給先生送行。但就在魯迅先生逝世后,許廣平幾經周折,才將方志敏同志在監獄中的一份密件轉達到了王堯山夫婦手中。

  方志敏同志被捕后,在獄中寫下了給黨中央的信和兩篇文章。在英勇就義前夕,這些密件送交至魯迅先生手中。由于當時的惡劣環境,這份密件一直保存在魯迅先生手中。

  王堯山拿到的密件只是一本空白的作文簿,翻開藍色的封面,便是一行行紅格子,一個字也沒有。

  “快拿碘酒來!”愣了一會的王堯山突然急切地對夫人趙先說。趙先用棉花球蘸上些碘酒,在第一行第一格中擦了一下,“給黨中央的信”幾個字顯現出來……

  密件中,有方志敏同志總結的工作經驗,有他的詩集,還有后來激勵了多少代人的文章《可愛的中國》、《清貧》。

  這些珍貴的資料,就是在那個充滿白色恐怖的黑夜中,由王堯山同志和趙先顯影后,轉交給黨中央的。

  忠誠的一生

  在惡劣的環境中,王堯山同志堅持與敵人作斗爭;在和平年代,他又為祖國的建設和發展事業忘我工作、盡心盡責。

  解放初期,他堅決貫徹中央和市委的干部路線,為恢復和發展上海經濟,改造舊上海,發揮了積極作用;在蒙冤受屈的二十四年間,他始終堅信著自己的信仰,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1955年4月,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因“內奸”罪被捕。潘漢年被捕后,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奉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命令,立即回上海安排追查潘案的工作。許一到上海先和市委秘書長王堯山研究潘在上海的工作情況以及潘的私人來往關系。柯慶施從北京返滬以后,馬上召集小范圍的會議研究潘案,并要王堯山談對潘漢年的看法,提供潘的來往關系中的可疑之處。王堯山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后來,他被停職檢查,并追查他與潘的關系。從此,王堯山被迫寫了不少交代,但每次交代都沒有說潘漢年是“內奸”、“特務”。以后又召開多次揭發批判王堯山的會議,有時會議有四五十人參加。1959年,對王堯山宣布了市委《關于開除反黨分子王堯山黨籍的決議》。王堯山拒絕簽字,并嚴正提出:“簽字違反我對黨忠誠的意志,我不同意市委的決議。”王堯山被降職降級下放到淮海中學。他的夫人趙先寫了申訴信給中央,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銷上海市婦聯主任的職務,下放到長興島農場“勞動改造”。“文革”期間,王堯山又一次受到迫害,被迫退休,但是他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1979年王堯山同志恢復黨籍后,在籌備和領導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期間,為黨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做了大量工作,為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加強上海的干部隊伍建設,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進行不懈努力,為上海紀檢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1983年,他又兼任上海市委黨史征集委員會主任,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初期到解放前夕在上海的歷史,是黨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篇章。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搖籃,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為了把這段光輝歷史完整、準確地記錄下來,王堯山同志不顧年事已高,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這部巨著的籌備和編撰工作中,一部長達一千九百六十五頁共一百四十二萬九千字的巨著,他審閱了全部書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見。

  在新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王堯山同志刻苦學習,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不斷加強黨性修養。他重視調查研究,體察民情。他作風民主,善于團結同志,勇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嚴于律己,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美麗的一生

  王堯山同志及其夫人趙先,一生都忘我地為黨和人民工作著,在他們眾多的榮譽中,最讓他們感到自豪的共同榮譽是:1989年獲得全國金婚獎。

  王堯山和趙先都是溧陽人,起初并不相識,是共同的革命志向將他們連在了一起。

  1934年,溧陽縣地下黨遭到破壞,十八歲的共青團員趙先和幾位黨團負責人一起去上海投奔王堯山。經王堯山介紹,趙先到一家夜校教書。夜校離住的地方很遠,要乘公共汽車上下班,趙先當時對上海非常陌生,王堯山不但負責把她送到學校,而且還準時地把趙先送回到住所。在那段時間里,他們暢談人生理想,探討國家民族的未來,在共同的崇高理想里,他們越走越近。

  有一次,王堯山半夜發高燒,趙先趕緊讓他躺在自己的小鐵床上,給他蓋上被子,出門去中藥店買來紫蘇給他發汗。他整整燒了兩天,她就整整守了兩天,直到他退燒。

  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趙先獨自守在租來的房子里又著急又害怕:同屋的兩位女同志已經兩天沒有回來了,她們會不會被捕了?自己是不是該躲避一下?就在她焦灼萬分的時候,王堯山一身濕透地出現在她面前……

  也就是那段時間,愛情在他們身上開花結果。沒有山盟海誓,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在共同的崇高追求下,他們結為夫妻。婚后,他們的家成了地下黨的機關,她成了他的秘書,同時又是他的生活服務員、交通員、警衛員。當趙先追問丈夫為什么要娶她時,王堯山說:“你像楊秀瓊。”趙先身材健美,一如當年的游泳名將“美人魚”楊秀瓊,而趙先就是王堯山的“美人魚”。

  在幾十年的生活中,無論環境多么惡劣,情況多么復雜,他們始終堅持著那份美麗的愛情。在王堯山被打成“反黨分子”后,趙先不顧丈夫的阻攔,堅持給黨中央寫信申訴,結果成了為丈夫鳴冤叫屈的“右派”分子,也受到了批判。整整三年,趙先被遣送到長興島勞動改造,每天干著最繁重的體力勞動,卻吃不飽飯,王堯山則被下放到基層工作。他常常節衣縮食,省下糧票和幾兩糖讓妻子帶走。一次,趙先回家探親,王堯山見她又黑又瘦,既心疼又歉疚,趙先卻微笑著安慰丈夫,說自己現在是“全能農民”。

  無論是戰爭年代的腥風血雨,還是和平時期政治運動的批判斗爭,他們的愛情不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讓他們為革命奮斗的一生更加美麗。

  1995年11月10日,王堯山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九十五歲。在他病重期間以及逝世后,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各種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歷史是不斷前進的,但歷史是不能忘卻的。”王堯山同志在他的文稿選里這樣說。而歷史,也永遠不會忘卻他——一個在崢嶸歲月里保持著高潔品格的、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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