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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工廠》與工人命運:我們能否逃脫全球化“撒旦的磨坊”

2019-09-25 09:14:22  來源:界面新聞  作者:馬麗 李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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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馬麗(社會學家)、李晉(思想史學者)

  紀錄片《美國工廠》最近在中美公共媒體上都引發出很多討論。

  位于美國老工業區“鐵銹帶”(Rust Belt)的代頓(Dayton),曾是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個重要基地。但在2008年,通用宣布關閉工廠,導致數千工人失業。多年之后,廢棄廠房被中國企業福耀工廠購買,投資6億美元,并帶來百名中國工人,為訓練當地美國工人,以建立起一個全球最大的汽車玻璃單體生產的工業基地。

  紀錄片從通用關閉工廠的一幕開始,到新福耀工廠的揭幕儀式,從中美工人接觸初期的美好預期,到兩個群體之間在效益不達標的壓力下,產生各種摩擦和沖突,向人們講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這個小鎮的故事。

  代頓是萊特兄弟的故鄉,長久以來被譽為“創新的搖籃”。紀錄片的兩位制作人都是本地居民,他們把當地社區描繪成一個“熟人社會”。此前他們拍過一部紀錄片,就是關于通用汽車工廠(General Motors)的,它曾養活了這里的幾代人,塑造了人們的歸屬感,因此它的關閉對于本地工人社區,無疑是非常重大的變化。那所巨大的工廠廠房空置多年,很多人也失業多年,代頓陷入一種大蕭條的氛圍。直到2014年,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買下這間舊廠房,當地經濟好像才出現復蘇的轉機。但是,盡管福耀雇傭的多是當地熟練工人,從汽車制造到玻璃工業的轉換,也需要一次大轉型。于是福耀調入幾百位中國熟練工人,要在兩年內培訓美國工人,達到工廠盈利的目標。

  工廠的關閉和興建不單是成本-收益的市場行為,影片呈現的是全球資本-經濟化的過程,對一個社區(特別是具體的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一個用很多小故事拼出來的復雜、多面的大故事。

  當中國和美國工人被帶到同一生產線上,在短暫的文化交融“蜜月期”之后,他們漸漸意識到,自己都是被環境塑造的產物。美國工人驚奇地觀看工廠流水線設備被快速地運入,原本廢棄的廠房隔夜就恢復了生機。中國工人“舍家愛廠”的企業文化、軍事化管理、有中國特色的工會,與美國工人閑散自由、看重休息空間、強勢工會維權,都形成強烈對比。

  為了讓美國工人吸收福耀的企業文化,曹德旺讓一群美國主管到中國參觀福耀本部和年度慶典。福耀有自己的企業歌曲,每次開會之前,大家都會一起唱,歌詞也很有流行風,訴諸于人的集體歸屬感。特別在企業年會上,工人代表精心排練的節目和舞蹈,不僅有很多高科技元素,還都充滿強烈的企業集體榮譽感,甚至讓一個美國主管情緒激動地走到外面擦眼淚,然后對著鏡頭說,“我們是一體的(We are one)。”他無疑被一種人類之間的共性所深深觸動,感動于全球化將地球兩端的兩類人,借著福耀,聯結在一起。這一感動是真實的,但放在整個片子中,也傳遞出一些諷刺意味。文化融合的魅力不言而喻,因為人類在內心中都有一種天下大同的愿望,可現實卻沒有那樣美好。舞臺上煽動情緒的歌曲,終究抵不過生產線上利益的較量。隨著老板對產量的不滿和不斷增加的工傷事件,工人們的樂觀很快變成不安,像生產線上完成但又一觸即爆的玻璃一樣。

  在個人交往層面,一位美國工人看重他結識到的中國主管,稱他為自己很珍惜的“兄弟”,但最終這樣的交情也沒有保住自己不被裁員。第一任工廠的美國副總裁對曹德旺可以“預定”慶典當天天氣的能力表示臣服,竭力維護主席(Chairman)的命令,對慶典上一位當地議員提到工會表示憤憤不滿。但兩年之內,當管理層雇傭越來越多華裔美國籍人士,這位被辭退后的前副總裁也對福耀的中式企業文化換了眼光。

  通用汽車公司的關閉只是全球化陣痛的一個縮影,美國中部地區傳統制造業已經不再擁有上世紀中期那樣的輝煌,相反這些產業集群的衰落,導致失業率和犯罪率的上升,進一步使得大量人口的外遷,也使得所在城市繁榮不再,反而陷入進一步的惡性循環。例如,根據統計,在1960年代,代頓處在制造業繁榮時期的城市人口大約26萬人,而在2010年人口下降了大約46%,大約14萬人左右。在這個統計數據的背后,是許多產業工人的失業,因為無法還清貸款而被銀行強行收回的房產,產生出更多社會問題,如無家可歸者群體的增加、家庭解體等。

  在紀錄片中,就有一位婦女因為失業最后不得不住在自己姐妹的地下室中,她表達了對于工作的珍惜和渴望,因為這不僅僅意味著生活的改善,更是一個人尊嚴和價值的體現。但也有工人記得通用工廠每小時29美元的薪資水平,是現在福耀開出的兩倍。殊不知,通用工人也是在幾十年的工會斗爭后,才獲得那樣的工資水平的。通用和福耀是處于產業鏈不同階段的企業,但對于個體的個人來說,仍有一種揮不去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此時,全球化不再是平的,而是具有多樣的面孔,一些人因為資本-市場的擴展而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另外一些人卻不得不承擔著轉型中的代價。然而每一個人都不得不面對一個現代資本的世界體系。

  對此,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書中曾經描述過,在現代資本-理性化過程中的一個悖論,就是現代社會中理性的人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的行為,那就是人們都被卷入到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從理性的角度應當用于享受的所得,卻不得不繼續投入到再生產的過程中。在韋伯筆下,現代人生活在這種鐵籠中,卻無法逃脫,充滿孤獨和無奈:“現今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是一個巨大的宇宙,個人呱呱墜地在其中,對他而言,至少作為個體,這是個他必須生活在里頭的既存的、事實上如銅墻鐵壁般的牢籠。一旦個人卷入市場關系,這個宇宙就強迫個人奉行其經濟行為的規范。制造業者要是長期違背規范而行,注定會被市場經濟淘汰,就像勞動者不能或不愿適應這個規范時,就會失業流落街頭。”

  《美國工廠》沒有平面化地向人們可以展現黑白的對立,而是將一些現代性的問題呈現出來。在企業-工會的沖突中,與其說凸顯了公平-效率的現實之爭,不如說這部紀錄片打破了全球化自由市場的神話和工會的神話。這兩種幻象都被證明是這個世界不完美的存在——全球化自由市場所帶來的并不只是社會的繁榮,也有可能造成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工會所承諾的是保障工人權益,但當工會權力擴大或自身腐敗,也會導致產業衰落。

  在福耀的玻璃廠中,美國的工人顯然比在中國的工人擁有更多的工資和休息時間,也不奇怪美方的管理人員來到福耀總部看到工人在破碎的玻璃山上進行玻璃分類時發出的驚訝,另外,軍事化的管理產生的效率也是在美國無法實現的。而中方的管理人員在美國工廠中,也曾告訴美國的同事,應該做出對得起自己工資的事情。盡管工資和福利遠高中國同行,但是一些代頓的工人仍舊感概每小時12-14美元的工資遠不如在通用時的29美元時薪。這些福利是工會所爭取來的,但是人們卻不得不在工會和拒絕工會進入福耀工廠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

  《美國工廠》所呈現的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它是早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圈地運動中就已經出現的一個老問題。在市場擴展、追求效率時,如何能夠確保人的尊嚴和制度的公正性?

  在社會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眼中,現代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存在著兩種相反方向的支配力:一是市場不停的擴張,另一種是對于市場無限擴展的對抗和限制。市場的擴張并非只是人與人交易范圍或交易場所的擴大那么簡單,而是一個將人作為勞動的形態,自然資源進行物化和資本化的過程。經濟自由主義相信通過自由放任和自由貿易就能實現一個自律的市場,但波蘭尼卻認為從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而言,自由放任的市場并不是米塞斯或哈耶克所說的那樣一種自發秩序。例如,在英國,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工業之一紡織業的崛起并不是源于自由市場的自發擴張,而是通過保護性的關稅、出口補貼或額外工資補助等來保障自由市場的擴張,從而實現的。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相反,一方面是政府通過官僚體制等國家機器保證了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另一方面,政府權力擴張的同時,也推動著自由市場在本土和第三世界的擴展。

  波蘭尼想要超越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因為這兩者盡管都有一定的道理,卻仍舊是一種單向度的思考。在市場中,人作為勞動力已經被視為是一種商品,反對和支持最低工資通常都仍舊以勞動力作為商品為共同的前提。

  因此,波蘭尼曾設想過一個有機性的成熟社會,市場是內嵌在(embedded)社會關系中的一部分,社會呈現的不是一個單一的市場-消費社會,而是一個多維度的有機體。在這個社會中,盡管管制和市場都仍舊存在,二者但卻能夠有機地結合,彼此有自身的界限和責任。而個人不再是一個原子化、單一的個體被赤裸地以“人力資源”呈現在市場之上。那樣人就不至于犧牲個人的自由、尊嚴、對他人的同情和社群融合,來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鐵律。波蘭尼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在社會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有其他的制度和組織來保障這些被物化稱之為“勞動力”的人,否則這個社會-市場的機制就如波蘭尼稱之為的“撒旦的磨坊”,將人一個個絞入,“就會影響到作為這種特殊商品的載體的人類個體的生活,市場體系在處置一個人的勞動力時,也同時在處置附在這個表示上的生理層面、心理層面和道德層面的實體 ‘人’。如若被剝脫了文化制度的保護層,人類成員就會在由此而來的社會中暴露、消亡;他們將死于邪惡、墮落、犯罪和饑荒所造成的社會混亂。自然界將被化約為它的基本元素,鄰里關系和鄉間風景將被損毀,河流將被污染,軍事安全將遭受威脅、食物和原材料的生產能力也將破壞殆盡……”

  總之,當市場控制經濟體系后,可能給一個社會組織帶來的致命的后果是,社會的運轉逐漸從屬于市場,社會關系被嵌入在了經濟體系中,任何社會都無法承受這樣粗陋虛構體系所造成的影響。在影片最后的時候,即便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曹德旺也不得不追問,當自己開了越來越多的工廠,為家鄉人民帶來福利的同時也失去了自然的青山綠水,自己究竟是個好人還是一個罪人?曹在說到這里時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自信,而是流露著很多無奈和反思。

  福耀工廠嵌入的美國社會,對市場的無情擴張有多層抵御機制,包括工會和媒體。在福耀入駐代頓的初期,本地媒體熱情洋溢地報道,當地政府甚至將工廠前的馬路改為“福耀路”。但兩年后,媒體對福耀工廠的負面報道也越來越多。然而最終許多問題還是不再成為問題,因為效率低下的工人逐漸被自動化的智能機器所代替,這是所有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最終的選擇,但是機器真的能消除人的不滿,將人還原成本身而不是作為人力資源的客體嗎?不管是美國工人還是中國工人,當他們還沒有從文化碰撞中回過神來,就已經面臨要被機械手臂代替的共同命運了。

  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不滿和帶來的利益成為了兩種對抗的力量,同時塑造著每一個社會、文化和人類的未來。導演把兩種無法跨越的文化和制度差異,也含蓄地表現出來。例如,大多是進城務工者的中國工人,受戶籍制度所限,以及為了謀生,不得不長年離開家人,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很多是迫于無奈,而不是他們愿意選擇的生活方式。但對于美國工人來說,他們以為中國工人是可以選擇的,甚至不要更多的工資補貼,離開家人,來美國就是為了培訓他們。紀錄片中有一幕比較好笑,就是當一位講中文的美國主管對一位中國主管說“美國人太懶了”的時候,他的發音卻說成了第四聲:“爛”。中國主管也以為他說的是“爛”的意思,就順著說了下去。要跨越中美文化、制度的差異,其難度不亞于重建一座人類大同的巴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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